[随笔]出书

发布时间:2018-05-16 19:07


在一位伟大作家的弥留之际,家人、门徒和一般的崇拜者聚集在他的病榻前,问他这一生还有什么未成之愿。他留恋地望着这个世界,颤颤巍巍地吐出几个字:“我想给这世界留下书一本。”

这位作家,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大文豪伏尔泰。伏尔泰表达这个意思时,郑重地用了古奥的语法,以至翻译家坚持用这样一种不自然的结构来翻译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书一本”。

伏尔泰著作等身,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在生前已经出版的卷秩浩瀚的著作之外,还有大量未来得及付梓的手稿。作家生命的过程,几乎就等同于他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他没有把生命浪费于商场的勾心斗角、官场的蝇营狗苟、情场的卿卿我我。他全部的生命,都用在了写作上。但是,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不无遗憾地提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为这世界留下“书一本”。

这并不矫情,纵使对许多生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作家来说,能为人类留下“书一本”,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雄心、一个奢望。

从今天看,经过历史的淘洗,挑拣,这一愿望,伏尔泰无疑实现了。他的《老实人》《形而上学论》,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当然,对更多默默无名的写作者来说,这一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有些人穷其一生,笔耕不辍,也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但是,拥有这一雄心,至少表明了一种严谨的写作态度。作家陈忠实在五十岁的时候,决定写一部死后可以用来“垫棺作枕”的书。然后,他历经六年,写出了《白鹿原》。

伏尔泰雕像

人类从结绳备忘,到仓颉造字;从龟甲铭文,到竹简帛书;从雕版刻字,到活字印刷。对文字,一直怀着一份不变的敬仰;对书籍,一直带着一种深深的敬畏。古代有个词,叫做“字纸”,也就是带着字的纸张。“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一种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他们不论何时何地,见到“字纸”,都要小心翼翼地捡起来。随便丢弃或者毁坏“字纸”,他们会认为是对圣贤乃至神灵的不敬。

中国人又意识到,生命是短暂的,而书籍是永恒的。所以,中国的传统文人在仕途经济之外,讲究著书立说,期望流传于后世。汉朝人司马迁忍辱攘诟,用生命写出一部《史记》。他预感到作品可能会命途多舛,所以将其郑重地藏之深山,以期望流传于后世。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常有因为一部武林秘籍,引得江湖大乱的桥段;在西方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查理五世为了一部神秘的羊皮卷,血洗教会,杀死无数教士的故事。书籍里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世界的幽微和大脑中神奇的想象;书籍的出版和传播,则意味着文化的存档,思想的交流,和文明的流传。

在从前,人们想要出版一本书是不容易的。在自己写作的汗水之外,要经过无数工人的劳作。不要说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年代,就算在铅字印刷兴盛之后,在一般的印刷厂,将一本二十万字的书排版,校对已毕,也至少需要数月的时间。书排得慢,印刷出来之后,捧在手里,也感觉沉甸甸的。

那些字,是由一个个真正的铅块凑起来的。所以,从前文章发表或付梓,有“变成铅字”之说。想想那一个个一端反刻着字迹的方正小铅块儿,我们的心里就会莫名生出一种郑重感、神圣感。

活字印刷

现代出版业的发达和衰落(这似乎是个滑稽的、自相矛盾的命题),彻底毁坏了出书这事儿。所谓“发达”,体现在技术层面。激光照排让出书从排版速度到印刷质量,都今非昔比。而“衰落”则是指在影视、网络、自媒体的冲击下,作为纸媒的出版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放低身价,寻求与写作者和市场之间的一种“合作”。

这样一来,自费、半自费、政府出资、公司赞助、众筹出书等,五花八门的出版方式,让出书这事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让“出书”这个古老的词汇,改变了其庄重的原意,成为原本就不存在的一个“伪概念”。

但是,这种让人担忧的“出版界的革命”,却让众多舞文弄墨者跃跃欲试。他们要么自掏腰包“过把瘾”;要么搭政府便车,“不出白不出”;要么拉企业赞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后两种方式,又让双方的“互惠”变成三方的“共赢”。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又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欺,也欺人。正因如此,出书这一雅事,变成了文化圈的第一大俗。

据资料显示,2017年我国出版图书三十余万种;近年来,每年仅长篇小说,都要出版4000多部。如果加上散文集、小说集、诗集,就会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但是,文学圈有一个共识,即一本书的分量,可能还不抵一篇文章。因为一篇文章要在刊物正式发表,需经初审、二审、终审,连过三关。许多情况下,还要反复斟酌,一再修改。而出版,不过是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一场利益共谋。

书籍印刷的轻而易举,让出书变得草率,也让书籍从内容到装帧,变得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让有些书令人不堪卒读,望之生厌。

现在,有的书新崭崭的,可能只经过寥寥几次的翻阅,然后终其一生,都要躺在封尘的书架上;有些书从离开印刷厂的那一刻起,就命中注定地要待在写它的人的储藏室里,等待着在将来的一天,被重新打成纸浆。

走向世界的中国出版业

这在对文字和纸张极其珍视且怀有敬意的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甚至不堪忍受的。

现在,虽然电脑普及,网络发达,可许多严肃的写作者对纸张还是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作家贾平凹每部长篇小说的初稿都要写在他自己精选的漂亮的笔记本上,再在稿纸上认真誊改;作家张炜每次也都要选用方格稿纸,然后找一只笔头写起来并不太顺畅的钢笔,才能开始自己的写作。这些不应该被视作一种怪癖,因为,面对一张纸,跟面对生硬发光的电脑屏幕,心情是不一样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整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写作如此,读书自然也是如此。

一本书拿在手里,不管是精装还是简装,摩挲着它的纸张,嗅着它的气息,是会有一种跟在电脑和手机上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人会变得更沉静,更严肃,也更挑剔。所以,我对有些文章能够接受它们以网文的形式存在,流传,但不能忍受它们被出版成书。不要说内容,单单从外观看,有些人觉得一切带腰封的书都俗不可耐,有些人则不能忍受所有的精装本。内文就更不用说了,从前的读书人,是不能容忍书上哪怕有一处错别字和标点错误的。那至少意味着出版者对读书人的不负责,不尊重,甚至意味着他们对书这种东西和读书这件行为神圣性的亵渎。

后来,在整个出版界“幺蛾子”纷出的时候,读书人对于各色书籍,也就见怪不怪了。他们不但要让自己习惯各种印刷错误,还要随时准备着接受大量半通不通、甚至一丝不通的句子的折磨;准备承受写作者稚拙、疙瘩、颠倒、混乱语言的攻击;准备忍受写作者粗砾、荒谬、糟糕透顶的思想(思绪、呓语)的轰炸。

这时,读书人多了一项任务——面对一本装订成册、装帧精美的东西,要学会辨别它是书籍还是脏纸;要学会辨别它是玉盘珍馐,还是金盆装屎;要准备着是开始手不释卷,废寝忘食,还是义无反顾地运用投铁饼者的姿势,把它远远地掷到太平洋里去。

《聊斋志异》里写过一个盲僧,可以凭嗅觉分辨文章的好坏,坏的文章会让他呕吐不止,屁声如雷。我想,如果把当今出版的一些书送给盲僧去读,对他的杀伤力,恐怕是堪比核武器的。

书店一角

我这些年在外面参加文学创作方面的学习或会议,常常获赠一些文友的大作。我没有自拉仇恨,冒充大尾巴狼,贬低文友的意思。但坦诚说,其中不乏精品,也有不少从内容到装帧,都粗劣不堪,让人目不忍视之作。

我不说“不堪卒读”,而说“目不忍视”,是因为里面有些人的出书目的,细究起来,其实就不是为了让人读(为了标榜,为了仕进吗?)。我安慰自己,那就不管内容好了。可是,有些书单从风格、气质上,就让人心生厌恶。我感觉这些“书”,或者说这些印书的纸,真是让人给糟蹋了。

这话好像打击面相当地大,但我也不得不拼死地说一说。我说这话,不是因为“私仇”,而是因为“公愤”——这些出书的人,真是玷污了我心目中的“书”,玷污了我心目中一直以来如同女神一样纯洁的“书籍”。

当前,出书的两大俗,第一件就是在封面放自己的照片,有的还可着封面尺寸放,一张大脸占了多半个封面,勇气也实在可嘉;第二件就是不同文体混编,诗歌散文合集,散文小说合集,透着股子使劲凑数的努力。但是,何必将就呢?既然出本书,为何不用点心,弄得这么粗糙,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吗?那感觉,仿佛对付起来完事儿,带着点儿老作家出书时不管不顾、任人评说的狠劲儿。但是,老作家的书即使没有文学价值,还有文学史价值,我们又何必效仿呢?

精装书样

有人问:你怎么不出书呢?这话像是在给我下套,其实不是;他们只是善意的关心和好奇。坦诚讲,我这些年所写的小说,单就发表出来的,也能选出几本小说集;散文随笔,数量编上两三本也绰绰有余。我也曾有过几次免费出版小说集的机会,有时除了样书,还会有微薄的版税。我为什么不出?因为我没出书的瘾。我不愿意孤芳自赏,但也不屑于趟出书的浑水。

当然,人都难免其俗,在朋友的鼓动下,我也曾偷偷编过一个自选集。一开始是选了二十篇,后来删到十篇。最后看这十篇里,也不乏人云亦云,或自我重复。最后筛到只剩一两篇,还算差强人意。这样一两篇加起来,才两万字左右,还出个鸟书哩?

我这些年所接受的文友赠书,有些虽可一读,但还没到我的收藏标准,便只得转赠图书馆,也算是功德一件,给朋友的大作找了一个合适的归宿;有些内容既无可取之处,装帧又低劣无趣,我也就只能销毁,以防流毒于世;或让人看见之后,对被称为“书”的东西,变得一下子兴味索然。

我以为,出书真是一件郑重的事儿,人这一辈子能有“书一本”,其实也就够了。书印出来,不管作者是谁,注定接下来就要跟古今中外的高手巨擘,同场竞技,一比高下。譬如一本小说罢,只要是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就要被摆上书店的书架。那时,你作为一个写作者,无疑就是要跟张炜、余华、王安忆、贾平凹同场竞技;甚至要跟蒙田、雨果、海明威、福克纳、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同台演出。

你有什么可读?人家何必读你?

一个写作者,认真且坦诚地写也就够了;岌岌于出书的事,不做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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